重发张捷15年前文章：甲午战争后的金融货币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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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被网友翻出十年以前讲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金融博弈的视频，这个问题我更早还写过相关的文章，现在把当年的文章再一次发布在这里，给大家看到更多的细节和论据。这有助于大家理解世界真实的博弈，理解金融战的厉害。 此文最早发布于天涯，ID是：谁是谁非任评说，但天涯把我拉黑以后，大家就看不到此文了。

列强扶持日本与中国进行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以后我们一般认为是日本发了横财，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真正在背后暴赚的，是国际金融资本和世界列强，他们通过金融货币的侵略手段，谋取了超过我们想象的利益。

中国和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朝向日本赔款两亿两和台湾岛，这些巨额赔款都是向英德法俄等国银行团借款偿付的，最后总计本息高达六亿两。具体情况为：清政府为了依照条约在三年内还清赔款，1895年7月，中国政府同俄法两国签定了《四厘借款合同》，即“俄法借款 ” ，全部借款4亿法郎，年息四厘，分36年还清，折扣为94.125%。1896年3月，中国政府同英德两国签定借款合约，即“英德借款”，借款总额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分36年还清，九四折扣。1898年3月，中国政府再次同英德签定借款合约，即“续英德借款”，全部借款1600万英镑，八三折扣，年息四厘五，分45年还清。据计算，仅上述三笔借款给中国造成的可以估计的间接损失就达40471万两，同时这些借款还包括了苛刻的附加条件使中国的主权进一步的丧失，有关条件如下：

1．偿还期45年内，中国政府不得加速偿还或提前一次还清，也不得变更偿还方式；

2． “此次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物应照先进办理之法办理 ”（即海关税务司职位一直由英国人充任）；

3．借款担保的范围，除以关税外，还有货厘和盐厘，赫德就趁此机会要求中立衙门将有关的各厘局交由总税务司管辖，大大地扩大了总税务司的权力。

这些条件保障了利息的收取加强了对于中国收入的控制，是赔款近二倍的利息和附带利益都被国际金融资本获得，国际金融资本的得利超过了日本的战争财，而日本的战争所得，更多的是偿还了外债给国际资本和再次向列强采购军火，利益大部分还是流入了列强和大鳄的腰包。

而更大的利益就是随之展开的金融货币战争，威逼中国的白银进行贬值，列强与日本共谋，对于1895年4月从中国得到了2.3亿两的“甲午战争”赔款，强迫要求中国以英镑交付，从而使得中国必须抛售白银来换取英镑，两个都使用银子的国家，却要使用英镑支付，由此就可以看到列强的身影了。中国与列强协定税则在1843年初制定的时候和在1858年修改的时候，用以计算税率和据以缴纳关税的那种特殊银两——海关两，实际上对英镑是保持每两六先令八便士或是三两一镑的确定价值，这实际上是中国白银（库银）与英镑的一个固定汇率制，要知道中国外债的还款和担保都是海关关税。在日本战争赔款的挤兑下，这样的固定汇率制被打破了。根据1896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曾向各国提出一个备忘录指出“白银对英镑的兑价一直不断地贬低，以致目前，必须六至七两才能购得英币一镑。”此文献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白银贬值到原来价值的一半，而列强们以海关两缴税又使得他们的纳税少了一半，是以海关两为核心的中国固定汇率制的实际破产。从三两白银兑换一英镑变成了六、七两白银兑换一英镑，这样的贬值是带有资源性质的贵金属货币对于依靠债券的纸币的贬值，与当今美元的贬值的效用是相反的，是我们白银外流、资源外流的加剧，而我们的白银外流造成更大的货币通缩，中国的经济发展被完全扼杀了。

如此巨大的贬值必然造成中国更大的损失，立即发生的损失就是我们在马关条约以后向列强和金融资本的借款归还会有巨额汇兑损失，史称为磅损，而国际金融资本对于黄金和白银的比价操纵，以及英镑的纸币兑换中国的实银，利益极其巨大。且不说这些间接金融利益，就贬值后海关的税收和我们的贸易损失就极大，中国海关在赫德治下总税收不断增加，从1865年的830万两增加到1875年的1200万两，而1885年增加到1450万两。1887年洋货进口突破一亿海关两。到1894年，七年间已经迅速上升到1.62亿海关两。所有这些损失加起来，绝对不是什么2.3亿两白银，也不是带利息的6亿两白银，而是十几亿到几十亿两白银的损失。列强和国际金融资本是赚得钵满而归，因此我们看中国的近代史，不要总紧盯中国各次战败的赔款，所有赔款加起来也没有贪官和绅一个人的家产多，中国的损失在于金融和资源的流失，那个时候白银就是资源！

中国的资源流失才是中国逐步沦落成为生存艰难的贫穷国家的关键，这样的外流最主要的手段也不是军事，而是贸易、金融、货币，经济手段对于中国历史上的被掠夺是要超过军事手段的，我们不能总盯着军事和战争而忽略金融和货币。而这里西方列强的经济理论的先进是胜过西方军事武器的先进的，我们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经济理论，而中国历史上的师法西方，更多是学习他们的生产技术、军事武器等等而不是经济理论，我们的传统儒学根本无法对抗西方的经济、金融理论，对于这些经济理论的影响我们也是没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当年最早的留学生基本都是学技术的而不是学经济的，西方经济理论对于资源的深刻认识和资源重商主义，是给他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而历史上这样的利益差别和经济侵略，中国现在还没有深刻认识，中国的历史学者懂得金融的没有什么人，否则那些特别爱论述中国失败是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的正统学者们是一定会把这一点写进历史教科书的。

中国的白银的贬值迫使中国贸易激增，主要是必需品的进口上，造成中国的严重入超。据统计，战前的十年内，中国每年平均进出口总额不过二亿二千六百多万海关两，其中进口额仅为一亿二千六百多万海关两，出口额也只有九千九百六十多万海关两。甲午战后据1898-1913年的统计，中国每年平均进出口总额就增加到六亿多海关两，出口额为二亿五千一百多万海关两。对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的需求，要对外购买的基本上都是刚性需求，我们进口的是洋货、鸦片等刚需，进口量随着汇率的变化不会很大的，超过2亿海关两的进口贸易额增长，基本全部是白银贬值的效果，中国要满足自己的刚性需求每年平白无故的多支出了2亿多两的白银，而国外采购我们的产品，同样的钱可以多买一倍的东西，贰亿多的出口额又是可以多买你2亿的物资和资源，总共加起来是有4亿多两的，也就是每年二个马关条约赔款出来了，或者是每年一个辛丑条约赔款出来了，这相当是每个中国人每年1两白银，对于中国当时人均收入3两左右的社会而言，等于是税收率达到了33%，与清朝政府原来的5%相加，达到近40% ，这里与政府税收不一样的是这些损失是肉烂在锅外，政府的税收即使是被腐败掉也是消耗在国内社会，是肉烂在锅里还被中国人所得会转化为新财富，而资源外流则是财富转移到其他国家，年年如此的损失，很快就把中国的历史财富消耗殆尽，这样的损失才是比战争可怕得多的，把中国从世界第一的富国宝座上打了下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西方列强和金融资本扶持日本对于中国的战争，借助军事战争发起金融战争，他们金融货币战争从中国掠夺渔利的程度，中国领先世界千年所积累的财富是怎样的外流给西方，怎样的被列强所掠夺就可以想见了，要知道中国所有的战争赔款总额还赶不上当年和绅被抄家所得的9亿两白银的财富，以中国的历史财富积累光是战争赔款是赔不掉中国的经济基础的，金融和货币的资源掠夺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日本对华的甲午战争是日本以军事力量为手段，列强和国际金融资本进行金融货币战争为实质的一场军事、金融、货币的总体战，中国输给的不仅仅是一个新兴的小国日本，而是其背后的强大的全球势力，以中国那时候的衰落，卷入一场这样的全球渔利的战争，结果是惨败应当是早已在庙算之中的了。

这里很多外国人给中国人洗脑，掩盖他们的金融货币的资源掠夺，说什么中国的白银贬值是由于在美洲发现了大量银矿，白银开采量激增所引发的，因此白银出现贬值是正常的，并且还拿出史料说中国流通的白银中有多少、多少的墨西哥鹰洋。但是我们也要看清问题的实质：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入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很多年，由于这些外银的流入，中国的物价确实比明朝物价要高很多，清朝的白银不如明朝的值钱，但是在鸦片战争开始前中国就是白银外流了，所以才有禁烟和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白银外流是加速的，直到同光中兴以后才有改变但是也与原来的外流量无法比的，因此中国的白银在清末总体上是净流出的，这样的白银外流怎么可能产生白银数量过多而贬值？墨西哥的鹰洋只是美洲对于中国的流入，没有计算中国向欧美的流出！更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情况需要考虑，那就是在美洲不仅仅是发现了大量白银，在美洲还发现了大量的黄金呢！比如旧金山、洛杉矶等地，而英镑的金本位制度是和黄金挂钩的，因此发现的黄金流入市场后也应当要英镑贬值啊！我们再从实际购买力上看一下这样的问题就更清楚了，中国的白银外流在中国国内造成的是通缩，具体表现是白银与铜钱的兑换价的严重失调，我们从1000文铜钱兑换一两银子贬值到2000文以上，最高的竟然达到3000多文铜钱才能兑换一两白银，白银在国内的购买力是急剧增加的，白银是对外贬值对内升值的，综合计算就有四倍以上的差距。白银的对内升值是最能够说明这样的贬值是“美洲发现的大量白银流入中国造成”的说法之荒谬。如果考虑白银的实际购买力变动的因素，本文前面说的西方通过金融货币战争每年从中国掠夺的4亿多两的白银的实际效用还要翻倍！如果以原来的白银价值衡量，实际上是拿走了价值原来白银8亿两的物资。西方让中国赔款都以白银来计算也是有目的的，因为白银无法如纸币那样金融衍生，中国的白银被大量外流以后，必然造成国内的通缩，他们再使用白银就可以换取更多的资源！而他们取得白银以后，就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抛售，造成银价与英镑的更大的贬值，而中国没有金融系统和央行，也没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维持银价，这样中国在使用白银购买进口物资时就将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国内的通缩也更加严重，造成恶性循环。就如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几个月的时间就把东亚小龙20多年的发展成果席卷一空，而中国当年这样的掠夺是一直萦绕在清末的，时间之长让中国财富之鲜血流失殆尽。

在使用实银没有任何金融货币工具的情况下，外贸的失衡是极其可怕的，而以你的实银去对抗对方有纸币的成熟的金融系统，那将是更加可怕的事情，而甲午的战争就是让中国不得不这样的对抗，在鸦片战争是打开了中国物资贸易的海关大门，而甲午战争是打开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大门，这是列强们最需要的，因为在中国也自己种植鸦片以后，鸦片进口大幅度减少，西方列强再一次发现中国要开始入超了，但是中国的资源、丝绸和茶叶却是列强的必需品，扭转这样的经济形势已经不是鸦片战争打开通商口岸让鸦片贸易合法化就可以解决的了，因此对于中国的金融货币战争就是列强掠夺所必须的了。清朝财政赤字的真正起点是甲午战争之后，1896年赤字高达1292万银两，1899年为1300万两。而在此之前中国的外债是很少的，胡雪岩的外债与马关条约后的借款是无法比的，马关条约以前中国是自给自足的没有外债的社会，而马关条约以后中国背上沉重的外债包袱，中国在经济领域再没有可以设防的国界，中国以一国之力面对全世界列强的一致压榨，中国怎么能够不衰落，这样的衰落又怎么可能通过简单的内部维新来解决？中国的强大必须摸索自己的道路。

列强们对于在中国取得的白银，西方还直接到中国进行金银的套利活动，因为在西方是金银比价是1：20，中国是1：10左右，利益空间是巨大的。由于中国政府没有以黄金作为货币也没有黄金储备，黄金在中国更多的是饰品，而民间也没有远洋兑换金银的规模、实力和能力，这样的金银套利也基本上被西方的金融资本取得，因此与他们到世界各地，比如：印加，必须支付黄金的要求是不同的，他们要求中国支付白银而不是黄金，目的就是赚取金银差价，而中国政府由于征税等等都是白银也不愿意支付黄金，之间的套利就这样轻易的让国际金融资本赚取了。等到中国的黄金没有了套利的空间，列强们就又要中国变成黄金支付，列强以银价下跌为由在1905年7月2日，强迫清政府将按银价算的庚子赔款改为金货债务，并将已经用银偿付的赔款按金价折算，补偿了约8000000两。

在马关条约以后西方给中国的贷款是五厘的利率看似不高，但是这些利息是计算复利的，与我们今天的不计复利的贷款是非常不同的，而且你在还债的时候抽走国内的白银造成通缩，随着偿还的不断进行白银会越来越少，这样的通缩也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这样的利息不用纸币而是实银偿还并且贷款要流出经济体的时候，这样的巨额贷款与小额贷款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它会造成你的通缩，最后对于你的负担将是受到通缩的巨大影响远远的超过你所支付的利息，这比现在的房奴贷款后利息增加要严酷的多，这是一个越勒越紧的绞索，比中国本土分利的高利贷更加凶恶，这样的金融通缩的绞索中国的大臣们是根本想不到的。这样的白银通缩也与当今的纸币模式不同，纸币模式下巨额的贷款会造成流动性过剩而发生通胀的，通胀会抵消利息甚至造成实际的负利率，所以当今主要发达国家在争当债务国，在金属货币时代是债权国是爷爷，当然前提条件是你还要有保障债权的武力。

这样的金融攻击对于中国的影响我们看一下当时中国流通的白银总量就知道了，根据贺力平的论文，1825年时中国货币用银存量应在6亿两到11亿两之间。1825 1840年间中国对外货物贸易总逆差即白银净外流的规模——约为4000万银两，此后中国的白银流出盒流入基本平衡（《鸦片贸易与白银外流关系之再检讨》贺力平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因鸦片贸易而引起的货币用银减少约占当时中国货币用银存量的3.6％到6.7％之间只有4000万两的白银外流已经给中国造成巨大压力，而马关条约要给日本2.3亿两白银是怎么样的压力可想而知，随后的4.5亿两的赔款就更是灾难了，而对于和绅抄家的9亿两家财，更多的是古玩字画、产业地产的价值，白银只有不到3000万两；而在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本位货币破产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后，1935年中国发行纸币，使用法币强制兑换银元（一块银元大约0.7两白银），整个中国也只得到14亿元。因此这样的赔款如果以实银计算，对于中国的金融体系是怎样的灾难和会造成如何的通缩就可以理解了，这样白银货币的减少在那时的货币体系下是无法弥补的，对于国民经济有怎样的影响也可以想见。而世界上当时的白银大部分都在中国，这样多的白银到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白银贬值就可以想见了。

而西方获得的白银在中国套利成为黄金后成为了他们货币发行的储备，维持了金本位制度下的货币投放量的快速扩张，促进了西方的经济繁荣，而日本建立金本位制度，也是依靠了马关条约的赔款所得的英镑为担保而建立的。而中国在此之前基本上都是使用白银和铜这样的贵金属为货币，对于一个当时GDP世界第一的国家，这意味着多大的财富，而随着这样的外流，中国也成为末流国家，还有一个中国近代史不愿意公开提的事实，就是我们民国的国家财政收入，是远远低于清末的，即使是清末的税收率只有5% ，朝廷的总收入也远远要高于民国很多年后的政府收入，而民国的税收率却是与世界接轨的甚至更高的，在此就可以看到中国实际衰落的程度，因此很多传宣家就一定要给晚清戴上一顶苛捐杂税无比严重的大帽子。

陈经(生卒年不详)，字伯常，号东渚，明中期大臣，益都(今青州)人。1514年(正德九年)进士。累官至户部尚书、礼部尚书和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性耿直敢言。任兵部尚书时，俺答汗常侵犯西北边境，他为御敌，"殚心筹画，至忘寝食"。后因触犯宰执，辞职回家。旧志称道他"立朝三十年，门无私谒，卒后囊无私遗" 。他工诗文，善草书。诗作存世的见《海岱会集》。

陈经，西西河论坛牛人之一，擅长经济大局观，且将之说得深入浅出，《中国的官办经济》便出自他的手笔。

陈经，字伯纶，浙江平阳人，1965年12月出生，副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会员，会文书社社员。现任浙江省文化馆视觉艺术指导中心主任。

陈经是个常用名，还有很多个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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